2014年，金士傑在參加某節目時，有現場觀眾問道：

如果有一個特別富有的人，他出2000萬，讓您低頭，讓您跪下，您會不會做這個交易。

金士傑毫不猶豫地回答道：

不用2000萬，給我200塊錢我就可以做到。

如此淡定利落的回答讓現場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

 

 

俗語說，男兒膝下有黃金，只跪蒼天和娘親。

即便是普通人，但凡受到如此羞辱，也要認真考慮一下是為了巨額財富放棄尊嚴，還是不為五斗米折腰，直接拒絕對方這種玩弄人的把戲。

但是，絕不可能為了二百元錢，就答應這種含垢忍辱的交易。

而金士傑作為一個出道多年，在娛樂圈頗有地位的老戲骨，在面對這種類似靈魂拷問的問題時，為何能作出這種與常人思維迥然不同的回答？

從他的人生過往中，或許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

 

01

金士傑1951年出生在台灣屏東縣的眷村，父親曾做過飛行員，母親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。

金士傑一共有4個兄弟姐妹，他在家中排行第二，父母為他取名「士傑」，希望他能夠成為才能出眾的名士人傑。

 

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，金士傑從小就特別聰明，常常會有很多奇妙的想法，也非常有自己的主見，在同齡孩子中出類拔萃。

但是也因為父母管教得比較嚴，不喜歡讓他出去和其他孩子一起瘋玩，導致他性格很孤僻。

在那個文化生活貧瘠的年代，沒有電視，沒有手機，甚至連開個電燈泡都是一種奢侈。

白天還好，一到晚上，在黑暗籠罩之下，能做的事情除了睡覺就是發獃。

金士傑在發獃的時候，總是喜歡自言自語，有時候還會情不自禁地喊出聲來。

為了不打擾到家裡人，他就經常跑到村外的亂葬崗上，吹著習習涼風，望著滿天星星，和浩瀚的星空對話。

問：自己是誰？為什麼會來到這裡？人活著是為什麼？有一天自己是不是會死？

 

諸如此類看似幼稚，但卻鉤深極奧的問題。

在普通人看來，他的這種行為實在是有些窮極無聊，而他卻樂在其中。

在對話過程中，他感到特別的輕鬆自在，由此對表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但那時候他根本沒想著將來要做一個演員。

上中學時，金士傑本來學習成績還算不錯，可每逢考試他就開始不認真，甚至在畢業那年放棄了聯考。

因為他覺得讀書學習本來應該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，而考試卻讓他一點也快樂不起來。

在他的心中，甚至覺得考試是一種扭曲變態的教育方式。

 

02

1967年，金士傑初中畢業後，因為沒有參加考試，沒有好的學校可以上，父母無奈只能把他送到了不要求分數的一所中專學校，去讀畜牧獸醫專業。

而這也恰恰遂了他的心愿，因為在這所學校，學習壓力很小，他可以用更多的時間去逛書店，看電影。

這時候的金士傑已經轉變了小時候自言自語的方式，經常把腦海中想象的一些問題寫成日記、散文和詩詞，當然有時候也會寫一些情書送給班上的小女生。

 

在同學們的眼裡，金士傑是一個標準的文藝青年，文質彬彬且才氣過人，與這所學校顯得格格不入。

而金士傑也不常在學校的教室裡學習，書店成為了他的第二課堂。

一日他在逛書店時，看到了一本《黑澤明的電影藝術》，看完之後他覺得自己整個人彷彿都燃燒了起來，覺得電影導演這個職業非常的神聖偉大，從此心裡有了做導演的想法。

然而現實總是無奈的，中專畢業後，因為父母出了很多學費供他讀書，為了給父母一個交代，金士傑去了一家牧場工作，開始了自己的養豬生涯。

 

別人都覺得他這是自毀前途，而他卻引以為榮，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學以致用，至少沒有不務正業。

在牧場工作期間，金士傑每日與豬為伴，幫母豬接生，給小豬餵食，等小豬吃飽後，他還會拿著吉他坐到豬圈中自彈自唱，讓一群豬圍著他翩翩起舞。

等他一把屎一把尿地將豬仔拉扯大後，還要將牠們送到屠宰場去完成使命，每到這時候他就感覺特別的難受。

而且為了讓豬迅速長大，還要採取一些特別不堪的手段。

久而久之，金士傑就厭煩了這種社會底層的工作，覺得實在是有辱斯文且不夠浪漫。

於是就有了想要去更大的世界闖蕩一番的想法。

 

03

1978年，金士傑毅然辭去了牧場的工作，告別了雙親，想要去台北見見世面。

他走的那一刻，父母望著他的眼神中充滿了不舍與關切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。

因為金士傑無法跟父母說清楚自己要去台北做什麼，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出去後，會面對怎樣的生活，憑藉的只是一腔熱血和心中隱隱約約的那個夢想。

初到台北後，首先就需要找一個工作來養活自己，而面對各種寫字樓裡的體面工作，金士傑一點興趣都沒有，反而找了一個倉庫管理員的工作。

 

他想的是，倉庫管理員雖然每天要出苦力，整理搬運東西，但這種工作不會消耗腦細胞，可以讓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創作。

因為他的腦海裡一直想寫一個劇本來證明自己的能力。

之後的時間裡，下班後，身邊的工友都會在一起喝酒、打牌、看電視、聊女人，而金士傑卻兩耳不聞窗外事，醉心於創作。

十個月後，他寫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個劇本《演出》，然而在寫完最後一頁後，他就將劇本鎖在了抽屜裡。

 

他根本沒想著拿這個劇本給人看，去出版，去拍劇等等，寫劇本的目的就是單純地想寫，所以寫完後就沒有了後續。

在寫劇本期間，金士傑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去劇院看舞台劇，但他對台上那些陳腔濫調的表演並不認可，經常是邊看邊發表自己的看法。

現場的很多觀眾對他的見解十分認可，因此金士傑在此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
論語道：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金士傑在和朋友討論舞台劇的時候，忽然有了一個想法，與其批評別人，不如自己去成立一個劇團。

 

04

1979年的夏天，金士傑抱著玩一玩的想法，找來了二三十個對表演感興趣的人成立了一個業餘劇團，名曰「蘭陵劇坊」。

在外人看來，這個劇團就是一幫烏合之眾，各行各業的人都有，但卻沒有一個是專業演員，更重要的是劇團沒有任何的資金來源。

劇團的人員白天都各自忙自己的工作，晚上聚到一起排練，天為頂，地為台，沒有報酬，沒有觀眾，有的只是心中對藝術的愛好與執著。

 

因為是在露天排練，且大多人都很貧窮，穿著十分隨意，所以當眾人聚在一起時，看上去不像個劇團，反倒特別像是一群「丐幫」子弟，而金士傑就是幫主。

不久後，金士傑找了一個閑置的禮堂，團友們從家中搬來桌椅，找來燈具精心布置了一番，就這樣打造了一個可以表演的舞台。

第一場表演，他們拿著紙和筆畫了一些宣傳海報，貼到了大學門口，沒想到竟然來了二三十人，且大多都是文化界的精英人士，大家對這種新奇的表演都十分的好奇。

 

演出完畢後，效果很不錯，現場有觀眾直呼：

等你們很久了，你們的表演太好了，一定要演下去。

一番話，給了金士傑很大的信心，之後他便辭去了倉庫管理員的工作，開始專註於劇團的運營。

辭去工作後的那段時間是金士傑生活上最貧窮的日子，連房租都付不起，經常在破破爛爛的劇場裡過夜，一日三餐很多時候都沒辦法解決。

當時他認識了一位女作家李昂，家庭條件很不錯，實在太餓了，他就去李昂家蹭剩飯，並且說好只吃剩飯，等他們家裡人都吃完了，他才上桌，並且吃完就走，不啰嗦，不客套。

 

那時候劇團裡有學生要結婚，想邀請金士傑前去，而他卻跟對方說：

我沒錢，包不起紅包，我不去。

而對方卻誠意邀請，並且說不需要紅包，只需要他到場參加就行。

於是金士傑提出了兩個條件，一是紅包不給，二是酒席上吃不完的要打包。

隨後金士傑參加了這場婚禮，並且在婚宴將要結束時，真的給他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的食物讓他帶走。

而且此後這件事還形成了一種習慣，金士傑但凡參加酒席，走的時候，總會有人張羅著給他打包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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